让祖国的文化遗产世代相传

我见到樊锦诗女士的时候，正值“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到高潮，与周围热闹的气氛相比，一头短发，朴素衣裙的她显得格外沉静。看得出来，她近来一定苦于应付媒体的包围。但是，当听说我想了解敦煌的保护情况时，她却一下来了兴趣，答应一定到我的住处来谈谈。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她如约到来，接受采访，而且一说就是两个多小时，其中颇多发人深省之处。

新的时期和新的挑战

敦煌的保护工作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前人的经验为后人提供了方便，但是后人也总是会碰到新的问题，有时也许会面临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局面。樊锦诗说，研究院刚接手时莫高窟的情景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因此那时的工作是抢救性的，这一过程长达20年之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永远失去了这些文物。目前“抢救”已不是研究院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抢救”的性质与以往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世界上的事仿佛是越做越多，历史上的人为破坏现在虽不可能再有，但是洞窟开放以后，人多拥挤等问题又出现了。因此，如何管理敦煌的宝贵文化遗产成为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从保护规划、指导思想、方案制订、计划落实等多方面进行。

文物保护工作要讲究科学

对此樊锦诗感触良多，文物的保护工作不能“有病时才治病”，也不能一讲保护就动大工程，因为一旦做不好，就成了“保护性破坏”。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不能急着修，要先搞清文物为什么“生病”；机理即运动过程怎样；修复工作有的成功，也有的失败，其原因何在；能不能预防，使文物不生病或少生病，这都是需要深入探询的。敦煌莫高窟及附近的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的现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发生影响的结果，除了洞窟本身的条件以外，还有环境的作用。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笼统地讲是容易的，但要做到准确科学就不容易了。有很多措施需要量化，如在对洞窟的讲解问题上，用什么手段能够节省人力，并让大家看得明白？洞窟一次进多少人才不致对壁画和泥塑造成危害？所以，文物的保护工作应该采用最先进的手段，而且应该上升为保护科学，要求综合、全面的考虑以及多学科的合作。

利用和保护怎样相协调

说到敦煌文化遗产的利用，除了供从事研究的学者观摩以外，莫高窟等处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接待游客。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敦煌将要迎接更多的游人，也就是说要面临更大的挑战。许多人猜测敦煌开放的是一般的洞窟，还有好的没有开，而实际上所有开放的洞窟都是经过整理的、最好的，那些历经劫难、千疮百孔的洞窟还在整理抢救过程中，所以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担心这些好的也被毁坏掉。樊锦诗表示，对敦煌的利用是一定要进行的，包括开发旅游资源在内，但决不能毫无限制。国家规定文物工作的原则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发展地区经济也是敦煌研究院的愿望，只是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鱼。敦煌的存在，是供人们欣赏、研究、教学，从中吸取营养的，为了这一目的，首先应该很好地保护它。谈到这里，樊锦诗发肺腑之言：“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不能以牺牲保护为代价。”她介绍说，敦煌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如限制旅游时间，拉开季节，以达到分流的目的。再如增加景点，让游人拥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此外还要用高科技复制洞窟，让更多的人看虚拟场景，满足他们的需求。总的来说，适应文物脆弱的特点，对洞窟的管理会更严格，但仍然要发挥它在利用方面的作用。

文物保护工作也需要开放的思想

樊锦诗认为，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敦煌研究院有许多宝贵经验。一个层次是理念上的，如引入国际共同遵守的《威尼斯宪章》，并将其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体现我国的特点。另一个层次是技术上的，如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保护研究所、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的合作等等。她认为，与国外的合作既引进了新的技术，又引进了新的观念。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敦煌研究院严格遵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控制文物资料，决定测算出来的结果是否发表和怎样发表，特别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樊锦诗特别指出，文物保护是重要的科学，引进国外先进的思路是必要的。我们与外国专家的合作是真诚的，大家的目的都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把国家的规定明确告诉他们，让他们遵守，在此基础上密切合作。